【内容提要】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将工业发展问题仅仅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是不够的，我国缺乏的是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基于这样的国情认识，本文描述了世界工业强国的特征和指标，论述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应该是以建立工业强国为目标的工业强国战略，研究了工业强国战略的必要性、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导向。本文判断，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初步建成世界工业强国，在2040年前后全面建成世界工业强国。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还是研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界，都从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必须格外的重视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011年年底我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也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近些年来，我国虚拟经济表现为“暴利”，金融工程日益成为“显学”，实体经济对于资金、人才缺乏吸引力，这些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对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重视得还不够。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十大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并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颁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但是，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将工业发展问题仅仅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是不够的，我国缺乏的是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

  基本经济国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阶段的基本概况，是一个国家制定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30余年保持经济快速地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到2011年超过4000美元，发展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疑，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实基本经济国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被概括为农业大国。那么，如何描述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基本经济国情呢？

  2005年，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产业体系演进的基本经济国情分类框架(陈佳贵，黄群慧，2005)。该分类框架考虑经济总量维度和经济结构维度，认为一个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应该经历从农业经济大国(农业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工业大国)、从工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强国(工业强国)、从工业经济强国到服务业经济大国(服务业大国)的国情变化阶段，大致应该对应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阶段。该国情分类框架提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农业大国”、“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等国情描述提供了严谨的理论基础，使这些日常流行语或者政策用语变为经济学概念，进而有可能拓展出一种发展经济学分析范式。

  基于这个国情分类框架，我们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慢慢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所谓工业大国是指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具有庞大经济规模的工业生产出口大国。具体而言，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包括以下几点内涵：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巨大。这里的“大国”是指国家的经济规模大，而不是国际政治学中“大国”概念。在国际政治学中，大国是指在军事实力上具有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能够发起战争并赢得战争，具备自主安全的能力(郭树勇，2006)。中国不仅仅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而且经济总量庞大，在2000年变成全球第6名，2005年位列第5名，2007年位列第3名，2010年位列第2名。

  第二，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这里的“工业大国”主要是相对于“农业大国”而言，是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经济增长率上，工业的贡献都远超于农业。从三次产业体系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占主导地位，而近些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在50%左右，服务业占比为40%左右，农业只占10%左右，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整个出口额的90%以上。这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生产总量占有世界工业的较大份额。这里的“工业大国”，是指其工业总量(包括品种、产量、产值等)在世界上占有较大的比例。到2000年，中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粗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发电、化学纤维和棉布产量居世界第2位，糖和原油产量分别居世界第4和第5位。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236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4倍，中国制造业产值为1.9550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钢铁、造船、汽车、电力、化工、家电等行业，均具有庞大的产业基础，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第四，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大国”不同于“工业国”，“工业国”是指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的演进阶段是按照农业国、农业工业国、工业农业国和工业国的阶段发展的，这里的“工业大国”大致对应于工业农业国的发展阶段，所以不能将“工业大国”理解为大的工业国。我们的评价表明，中国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工业国，到2008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黄群慧，钟宏武，2010)，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第五，中国还不是工业强国。中国成为“工业大国”，其另一个相对涵义是中国还不是“工业强国”，我国的经济国情是“大”而不“强”。虽然在某一些程度上，“大”是“强”的一个方面，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大”描述的是规模和数量，而“强”则说明的是效率和质量。中国已经是工业经济大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不“强”主要体现在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升。我们的评价表明，“十五”中后期(2004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满分为100)为36.44(陈佳贵，黄群慧，2009)。

  关于我国是否是工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的判断，还有“悲观”和“乐观”两种观点值得深入探讨。

  “悲观”的观点认为，由于现在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然是最多，我国基本国情还应该是农业大国。近些年，具体是1991年以来，农业就业人员一直在缓慢下降，截至200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为29708万人，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缓慢上升，2009年为2168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速最快，2009年为26603万人。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上呈现出近乎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农业就业人数仍然最多。然而，考虑到我国有1亿—2亿左右的“农民工”——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生产，考虑到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多为家庭农业，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很少，甚至是业余时间在务农，实际上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并没有统计上的那么多。因此，咱们不可以根据一次产业就业人数多就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制的约束造成了我国就业结构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扭曲，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这意味根据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来判断基本经济国情是不准确的。相对而言，国民经济的产值构成更能够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因此，我国就业结构的偏差并不能够否定国民经济中工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样，由于户籍制度约束、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等原因，我国的农业人口一直占多数，如果一定要基于这个现状给出判断，可以认为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但不是农业大国。①

  “乐观”的观点认为，1978年我国就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2010年中国就慢慢的变成了工业强国(胡鞍钢等，2011)。认为1978年我国就是工业大国的判断可能是出于当时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中最大等因素的考虑。但是，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几乎很少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我国国内还是短缺经济，工业产品根本没办法满足国内人民的基本需要。因此，称那时的中国慢慢的变成了工业大国，这种判断无疑是过于主观臆断了。关于我国到2010年是不是已经转变为工业强国，毋庸置疑，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努力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表现在：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中国工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劳动生产率还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中国工业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仍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

  “工业大国”之“大”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具有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和数量巨大的工业品，而“工业强国”之“强”则用于概括一个国家具有现代高效的工业体系和先进优质的工业品。概括地讲，“工业强国”是指在全世界工业或者某些工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具有引领作用和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从上述界定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工业强国”可以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全面强势型，在整个工业领域的几乎每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具有强势地位和重要影响，当今世界美国、德国和日本可以归为此类；另一类是局部强势型，在某些工业领域具有强势地位和引领作用，当今世界的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应该大体属于此类。

  考察当今世界的工业强国，一般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在技术方面，工业强国具有世界先进性特征，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位于世界先进行列，对整个工业创新发展具有引导作用。技术先进性特征是工业强国的强势地位的技术保证；二是在产业方面，工业强国的产业体系呈现高级化特征，既表现为产业普遍应用高新技术(含信息技术)、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条高端、产业组织合理等产业内结构高级化，又表现在具有高新技术产业主导、高加工度产业主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产业间结构高级化。产业体系高级化特征是工业强国具有现代产业体系的具体体现；三是在环境方面，工业强国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特征，建立了绿色工业生产体系，由于工业发展而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可持续发展特征是工业强国能够有效满足现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的表现；四是在效率方面，工业强国具有高生产效率的特征，与一般国家相比，工业强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高生产效率的特征是工业强国“强势”的综合体现；五是在企业方面，工业强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强的特征，工业强国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性著名品牌的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国际竞争力强的特征是工业强国的“强势”的微观经济组织体现。

  为了更进一步描述工业强国，表1给出了描述工业强国可供选择的指标体系。该描述指标体系是对上述五方面特征进一步细化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表1所列指标有的是统计指标，但有的是需要计算分析的，有的还是计算分析后的排名；有的是国际可比指标，有的则是国内特有指标；有的指标的数据易获得，有的获得性较差。本文这里罗列这些指标，并不是要用这些指标进行工业强国的“强势”程度评价，②主要是为了对工业强国特性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既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一个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那么将我们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一直在推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中国工业发展主要体现为数量扩张，工业增长的方式以外延为主，资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问题突出，在中国享受工业发展产生的巨大利益时，粗放的工业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1996年，“九五”计划明确地提出，要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1997年以后，我国开始关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问题，这种关注可以从表2中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说明。表2列出了中国最权威的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历年主题。从表2中能够准确的看出，除了有一些总结性的主题(包括1996年对“八五”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6年对“十五”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8年对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2009年对新中国成立60年的总结)外，《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基本都围绕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展开的，具体包括这种转变本身(1997年的从数量扩张向素质提高、1999年的告别短缺经济、2000年的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2006年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与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转变、2011年的工业转型升级)、转变的国际背景(包括2001年的经济全球化、2002年的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国际分工体系、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转变的核心问题(1998年的制度创新问题、2003年的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问题、2004年的技术创新问题、2005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2007年的工业发展效益)。表2中，2000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中国新世纪战略——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如果以此作为理论界正式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概念，那么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已经推进了11年。在这11年中，实施工业强国战略的要求已经反映在党中央2003年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中，在“十一五”发展规划、金融危机后提出的“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和“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都体现了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要求，但是，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实践层面，专门的工业强国国家战略始终没正式提出。

  中国工业强国战略，是指基于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围绕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强国这个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在实践层面，政府需要制定工业强国战略规划，规划的内容有使命、环境和条件分析、目标及其分解、实现时间和步骤、具体任务、所需条件、推进措施等。从战略的科学性看，这个规划要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的要求。所谓全局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策略，立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发展规划。所谓系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从国家系统角度思考工业强国建设问题，要包括工业强国建设的每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行政、社会、文化等。所谓长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期应该有10—20年甚至更长，从现在直到中国成为工业强国。如果初步设想，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努力从始至终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那么战略规划期应该有20年，并对20年后进行展望。所谓国际竞争性，要求该战略规划应该动态地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竞争战略，既要立足于国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立足于世情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我们认为，制定上述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十分必要。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个工业大国，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虽然从1996年开始提出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2003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进展并不突出，其最终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缓慢，而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政府工作推进的“抓手”，一个专门的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从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组织管理上看，就十分必要；二是全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需要。一般而言，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可以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等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但其中更为核心的是工业的制造活动。而虚拟经济是金融服务业中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质是虚拟资本以增值为目的进行独立化运作的权益交易。虚拟经济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发挥优化配置资金资源、促进技术进步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但现实中由于金融体系不完善等原因，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而产生泡沫，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过度膨胀，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在欧债危机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保持了较为稳健的态势，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国际化背景下，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至关重要。近些年，由于虚拟经济“火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存在一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的倾向，不少资本转向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市场，造成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正常的发展受到冲击，这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还增加了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2012年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如何既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又将发展实体经济的中央精神要求落到实处，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制定和实施，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行动选择；三是指导地方科学发展的需要。虽然工业强国战略始终没在国家政策层面确定，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出“工业强省”、“工业强市”的地方却比较普遍。贵州、安徽、河北、云南、甘肃、四川、湖北等省都明白准确地提出“工业强省”战略，而如果考虑到县级市，提出“工业强市”战略的城市应不下百座。③但是，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工业强市”战略与这里提出“工业强国”战略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省、市的战略区域层次差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战略具体实施中可能有本质上的差异。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提出所谓的“工业强省”战略、“工业强市”战略，在实施战略中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工业规模而提高本地区的总体经济稳步的增长水平，是通过工业发展“强”省或者“强”市战略，更多的是体现为工业化中期以前工业数量扩张，而工业强国的内涵则强调的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工业质量的提升，是以建设“工业的强国”为目标的。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在错误地实施“工业强省”、“工业强市”战略中，地方政府工业扩张的冲动可能会使得资源和环境问题更突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战略、“工业强市”战略需要中央政府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统一指导，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

  通过战略引导、制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也是政府推进工业发展的一种通行做法。表3罗列了前些年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了支持制造业发展，提出的系列战略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制造战略，例如，南非在2002年以政府报告的形式提出了《南非国家先进制造技术战略》，印度在2006年由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提出了《国家制造业白皮书》(孙林岩，2009)。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去工业化”的问题，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纷纷推出了制造业振兴和发展国家规划。201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呈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头羊》的专题报告。报告认为，虽然一百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制造业方面占据世界领头羊，但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迅速衰退。报告呼吁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紧密合作振兴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根据该报告，奥巴马提出并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计划。该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领导实施，主要致力于四方面的工作：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法国在2010年3月4日，提出了法国工业发展的系列目标和措施，被业界看做是近年来法国雄心勃勃的振兴工业计划的新起点。法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使工业产量增长25%，彻底扭转除能源领域以外的工业贸易逆差局面，法国工业附加值占欧洲共同市场工业总附加值的比例提高2%，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有工业领域的就业数量。国际上制定国家战略发展工业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而且金融危机后，各个发达国家推出的工业振兴计划，使得工业发展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提出自己的工业强国战略，不仅仅十分必要，还非常紧迫。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在全方面分析“十一五”工业发展成就和“十二五”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领域发展导向和保障措施。该规划指出，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架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且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规划，明白准确地提出工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无疑该规划具有了里程碑意义。但是，该规划立足接续“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立足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而不是针对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没有具体提出中国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时间和步骤，也不是一个长期规划④，该规划可当作工业强国战略规划的近4年的阶段性实施计划，而不是工业强国战略规划本身。

  从现代化理论看，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逐步的提升、逐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发展过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因此，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推进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我们大家可以将工业强国战略目标和工业现代化实现目标完全对应起来，可以从现代化时间进程来判断工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时间。也就是说，成为工业强国的时间应该就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时间。

  根据我们对我国“十五”期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评价，到“十五”期末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大约完成了40%，如果不考虑别的影响，仅仅简单地按照“十五”期间工业现代化水平年均增长的趋势外推，大约在2020年前后，我国将完成工业现代化进程的60%，而在21世纪40年代前后，我国将实现工业现代化(陈佳贵，黄群慧，2009)。这与同志提出我们国家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大致吻合的。2020年前后中国完成工业现代化进程60%，就可以认为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局部强势的工业强国，也就是基本建成世界工业强国，而到2040年前后，中国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建成了一个全面强势的工业强国。工业与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工业强国建设的时间表是：在2015年基本建成具备整体优势和局部强势的现代工业体系，在2020年基本建成世界工业强国，到205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乔标等，2011)，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又考虑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6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6年2月)分别提出在2020年将我国建成世界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科学技术创新强国的三大目标，与之相协调，中国工业强国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在2020年年初步建成世界工业强国，2040年全面建成世界工业强国。

  与工业强国的特征相对应，我国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立先进的技术体系，二是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三是建立高效的管理体系。

  (1)大力开展科学技术创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建立先进的技术体系。一个工业强国，必然要求是一个技术强国。虽然，我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这些年，研发强度慢慢地增加，科学技术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工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稳步提升，但是，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还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核心技术突破还是制约我们国家科技现代化水平、技术体系先进性提高的瓶颈因素。从研发投入看，2008年OECD国家平均研发强度为2.33，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89、2.64和3.42，我国只有1.54，到2010年也只达到1.71；从关键技术自给率看，中国的纺织机械、高端机床、高速胶印机、集成芯片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产品进口分别达到70%、75%、75%、85%和100%；从专利看，2010年我国申请的国际PCT专利12337件，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3，2004-2006年，美国、日本、德国分别掌握了纳米技术领域的43%、17%和10%的专利，占到全部专利的70%，而中国在纳米技术领域掌握的专利微乎其微(工业与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1)。对于一个工业强国而言，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基本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国技术先进性不够，还没有建立全面先进的技术体系。因此，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必须首先要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实现科技现代化，建立起先进的技术体系。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世界上，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经济大国，必须加大对基础科学领域投入，保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工业技术的巨大落差和引进先进的技术的巨大收益，一般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战略也主要是依靠技术引进。但是，我国慢慢的变成了工业大国，能否具有自主技术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尤其是在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能否拥有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关键。因此，必须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不要仅仅强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还要强调原始创新，重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

  (2)积极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实现产业体系高级化，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我国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阶段，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这具体表现在：①我国企业一直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主要是通过OEM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价值实现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技术水平低的生产加工环节上，较少涉及产品设计、高端制造、品牌经营等高的附加价值环节。在2009年的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只有18个，远低于美国的241个、法国的46个和日本的40个(乔标等，2011)。②从产业组织上看，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中度不够，2002-2011年，虽然许多大企业规模在扩大，但多数行业集中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李建明等，2011)，中国500强大企业国际竞争力与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③2010年中国三次产业占比分别是10.2%，46.9%，43%，二次产业比例还较高，服务业比例较低。工业中重工业所占比例“十一五”期间一直在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凸显。工业结构还没有完成从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型，“十一五”期间装备工业是增长最快的大类行业，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密集度产业2009年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仅为27.6%和11%(工业与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1)。④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工业能耗水平等综合效率指标远远低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中国2007年的装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9万美元/人·年，而1996年美国为9.8万美元/人·年、日本为11.0万美元/人·年；200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6.5%，美国为68.0%、日本为43.6%、德国为43.4%；2008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1.1吨标煤，是发达国家的3到4倍(乔标等，2011)。因此，如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实现产业体系高级化，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核心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刚颁布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就意义十分重大。该规划提出着力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层次地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优化结构，慢慢地加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设想，该规划得到一定效果执行，农业基础稳定、工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度逐步的提升的现代产业体系将会建成，这就为工业强国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围绕工业强国战略的重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有所转变。第一产业的战略使命大多数表现在对工业发展的市场贡献方面，也就是要通过给农业以资金支持，大力提升农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三农”对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黄泰岩，王检贵，2000)。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大多数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使其成为吸收富裕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既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要解决由于工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改善而产生的工业富余劳动力问题；二是随着现代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服务化趋势，推进中国工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为我国由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奠定基础。

  (3)努力深化体制改革，实现管理组织科学化，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两个“车轮”。这两个“车轮”已经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而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我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关于工业强国战略，从制定到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全方位的创新过程，需要科学的管理组织，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管理体制，现有的管理体制还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工业强国战略要求。例如，工业领域的发展受到发改委、工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科技部门、经贸部门、土地部门和城建部门等多头管理，要建立一个多部门统一协调的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管理机制；又如，近些年，我国科研投入大幅度增长，2010年我国共投入研发经费7062.6亿元，比2009年增加1260.5亿元，增长21.7%，远高于GDP的增长。但是，由于科研管理体制原因，科学技术创新效率比较低。一份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其SCI篇数增加0.852，而日本、韩国分别为1.263、1.755；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专利核准数增加1.386，而日本和韩国分别是2.652和1.676(李俊江，李政，2008)。为此，一定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这涉及到工业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具体任务包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高效的协调推进机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完善投资体制机制，形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教育、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保证人才教育、培养和使用能够很好的满足工业强国建设的需要；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科技管理现代化水平，保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提高科学技术创新效率。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工业强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是单纯的工业部门的任务，它是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需要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等国家发展目标相协调，需要体现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工业强国战略规划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相协调统一，形成高效科学的协调推进机制。

  提出工业强国战略、制定工业强国战略规划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该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工业强国战略的有效推进，一方面需要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即计划—实施—检查—处理的循环(PDCA循环)来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保证。由于近些年工业粗放增长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大等一些不良影响，加之工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风险较大，在资金、人才和土地等要素供给方面，工业相对于虚拟经济处于弱势。因此，工业强国战略政策导向的重点，一方面应该有利于各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支持工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有利于充分的发挥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规范金融活动，打击各种投机行为。具体的政策导向要求是：

  在财政政策上，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对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以及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给予财政支持，包括结构性减税和各种政策性专项基金支持。连续多年财政收入的快速地增长，我国财政应该在建设工业强国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金融政策上，要在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监管方式等方面深化改革和加强建设，逐步形成支持创新型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金融支撑体系，包括探索建立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创业投资体系、长期资金市场体系等。金融体系建设，必须将规范放在首位，必须以有利于发挥虚拟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标，不能够再出现一方面工业经济融资难，另一方面长期资金市场流动性却十分充沛的不合理现象。

  在产业政策上，要明确优先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虽然在未来(大致应该在2020年以后)，全国整体到了后工业化时期(陈佳贵，黄群慧等，2007)，制造业比例会逐步下降，但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制造业比例也要保持在30%左右。对于服务业而言，发展的重点是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些服务业的最大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工业的效率改进和转型升级。

  在价格和收入政策上，一方面要扭转虚拟经济部门大量侵蚀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如银行业平均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以至于银行家都不好意思)、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的现象，提升实体经济创新盈利空间；另一方面要将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要形成劳动致富、实业致富的收入政策环境。

  在竞争政策上，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保护实体产业的生产积极性。行政垄断可能会在某一些程度上有利于工业大国的形成，但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利于工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另外，要规范市场之间的竞争秩序和行为，严厉打击各种市场投机行为，遏制通过投机炒作行为获取暴利。

  在人才与创新政策上，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向工业创新发展流动，另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使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中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实施。

  从长期看，通过上述政策体系的逐步实施，会促进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最后才会逐步形成有利于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社会氛围。

  ①截至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50%。统计局最新数据是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农业人口为65656万人。由于在城镇人口中包括1亿到2亿长期(6个月以上)在某一固定地点打工的农民工，如果按照户籍制度，我国城市化率则远没有这么大，农业人口仍占多数。

  ②在这个指标体系中，选择一些可比性强、数据获得性强的指标，进一步进行数据收集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综合水平，能轻松实现这种评价，得出一个全球工业强国排名榜，但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③在百度搜索“工业强省战略”，能够获得724000项相关结果，而“工业强市战略”的搜索出来的结果则高达2210000项。

  ④虽然是规划期为2011-2015的五年规划，但该规划在2011年12月30日印发，实际规划实施期充其量只有4年。

  [1]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2]陈佳贵，黄群慧等.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31个省区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陈佳贵，黄群慧.中国实现现代化了吗——对15个重点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工业经济，2009，(4).

  [4]工业与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调整与升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黄群慧，钟宏武.“十一五”中期我国工业化水平与问题[A].中国经济研究报告(2009-2010)[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7]黄泰岩，王检贵.工业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8]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李俊江，李政.中国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与成就[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

  [10]李建明，缪荣，郝玉峰.10年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的新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

  [11]乔标，李亚光，孙虎等.新时期推进工业强国建设的思路与策略[R].工业和信息化研究，2011，(4).

  [12]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2008年版世界制造业重点行业发展动态[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13]孙林岩.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管理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201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